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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輪疫情給快遞帶來的“次生”影響有多大?

  在封控的近1個月里,張永強感覺很著急,想趕快從隔離的家里出來。

  雖然站點有未回家進行隔離的少數快遞員看著,可以勉強維持運行,但張永強作為站點唯一的領導,在這個特殊時期,他擔心“快遞員會因為每天送不完的件心里急躁”。之所以急著出來,一是想和大家并肩作戰,共度難關;二來也想多盡幾分微薄之力,讓收件人早點拿到快遞,緩解焦慮。

  張永強是菜鳥直送上海花木站的站長,歷經25天的居家隔離后,4月13日獲準“解封”。對張永強來說,這次解封實屬不易,必須由公司幫忙申請并開具具有復工條件的證明后,才得以復工,且統一住在公司安排的居住點。

  目前,花木站站點已有6位快遞員到崗(原有14位),每天接收快件3500件左右,大概是平日的三倍。“此時配送壓力確實大,但大家都很積極樂觀,心里踏實,出來就是‘干’,而且疫情防控也在向好發展。” 張永強對《驛站》道。

  如張永強所言,上海疫情在4月中下旬已經迎來拐點,金山、崇明兩區在4月20日達到社會面清零目標。與此同時,菜鳥直送平渡站與北蔡站、中通奉賢與金山區、申通浦東/松江/閔行多個網點,以及韻達寶山等多個快遞網點也都陸續復工上崗運行、保供配送。

  快遞員群體只是抗疫中個體寫照,在物流行業還有千千萬萬個貨車司機群體、企業群體在背后默默支持,他們始終不畏風險,用自己的方式發揮著最大限度的專業精神,參與到抗疫最前線。

  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思考:該如何看待疫情對快遞物流業所產生的“次生”影響?面對疫情中出現的不確定因素以及延伸出的“次生”問題,企業和從業者們又該如何自洽?所有這些給“后疫情時代”的快遞物流發展帶來了哪些深層次思考?

  01

  被按下的暫停鍵

  “次生”影響通常被應用于自然災害。當某一自然災害發生后,常常會誘發一連串的其他災害,這個其他災害指的就是“次生”災害影響。次生影響,具有后發性特點。

  反觀這輪疫情。不可否認,2022年3月這場疫情“倒春寒”是“兇殘”的,相比與2020年春節爆發的武漢疫情,因新冠變異株奧密克戎傳播力度更強,波及到的城市也更多。除了被放大的長三角核心城市上海外,還涉及珠三角深圳等周邊城市,以及東北三省的吉林等地區。

  具體到快遞物流,這場不可控的客觀因素所帶來了的次生影響也可想而知。

  1.快遞運行被迫按下暫停鍵

  為了盡快切斷新冠傳播源讓生活進入正常軌跡,居家隔離封控是最優的解決措施,這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同與支持,這是非常正向的一面。但這樣一來,負向的一面也浮現出來:無法居家線上辦公且處在一線的快遞網點與快遞員們,一旦遭遇隔離或封控,相應的工作亦隨之停滯,一方面導致快件擠壓,另一方面他們的收入也會被影響。

  牽一發而動全身,這也意味著整個城市快遞鏈上的其它環節,包括涉及到與這個城市相關連接的其它城市,如商流、物流等也要被迫暫時按下暫停鍵。


  2.供應鏈遭到重創

  由于管控原因,涉及到疫情的城市供應鏈其實也處于被管控中,快遞、商品、零部件貨物發不出,其他城市的進不來,還有的貨運司機在路上直接被管控。如此,供需雙方都處于一種無序狀態。根據G7創始人/CEO翟學魂的分析,對于一個城市來說,封城不僅僅影響人民的生活,對全國各行業供應鏈的影響同樣極為嚴重。如不全面迅速恢復物流交通運輸,供應鏈可能面臨“團滅”。

  某快遞公司高管也向《驛站》表示,今年這輪疫情管控除了帶來快遞收入的銳減外,重要的供應鏈也遭到破壞,“很多快遞公司、包括郵政都處于封控管制中,相當于被“鎖死了”無法運轉。

  3.快遞物流人情緒陷入焦慮

  疫情或許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正在悄悄滋長的疫情心態。深處其中的快遞物流人,因為各種客觀/主觀原因以及情緒的夾雜而變得焦慮惶恐不安,似乎生活沒有了安全感。比如有些快遞員由于身擔家庭重擔,生計壓力越來越大;單身快遞員則處于“躺平“、“擺爛“狀態。再比如快遞企業,這個4月因為快遞停工與物流供應鏈遇阻,快遞企業整體業績恐怕都將面臨下滑。

  一位對快遞行業研究人士告訴《驛站》,以上海為例,對長三角的輻射、對全國的輻射非常重要,上海停,對整個4月份快遞(物流)公司的業績預計會產生將近30~50%的影響。

  對此境遇,《驛站》與處在上海等多地疫情管控中的快遞物流人聊了很多,他們的心態保持都還可以,大家相信一切都會向好發展,相信政府,相信國家。

  02

  如何看待與自洽?

  當然不能坐以待斃,更不可消極沉淪。

  即使身處管控之中,作為被動一方,快遞物流人依然身負多重責任,在做好消殺與防控的同時,拿起自身所擁有的各種資金資源,主動出擊,力所能及地助力抗疫。

  第一、面對本輪疫情,各快遞公司為了保障網點運營、快件以及快遞員安全與收入穩定,紛紛發布防疫措施,最大化保障各地分撥中心與網點運行正常。

  例如,很多城市快遞網點區域被管控,快遞無法收發,快遞員收入受影響,總部對此有的上調末端派費、有的直接進行政策激勵,對處于隔離防控期的快遞員也會進行生活補貼;針對網點考核,總部也出臺適當減免政策等。像中通、申通、圓通等,針對全國受疫情影響的各區域,出臺減免網點相關考核與末端派費調整政策。

  文章開頭提到的菜鳥直送張永強對《驛站》表示,在他們隔離期間,公司每天給予相應生活補貼、防疫物資的支持;復工后,也有配送激勵獎金,大家還是比較滿意的。

  第二、主動請纓,自發在防疫安全、應急物資運輸配送、志愿服務等方面提供最大限度支持。這一特質在上海抗疫中表現尤為突出,肉眼可見,國內主流快遞物流企業無一例外都在為上海保供做服務與支撐,構建了上海保供突擊隊。

  “國家隊”郵政抽調快遞人員參與配送;順豐專機攜400噸牛羊肉馳援上海;韻達統籌全網力量運送居民生活物資超300噸;圓通有近千名小哥加入抗疫,運送蔬菜瓜果120噸;百世免費運送117萬元生活物資到一線;壹米滴答與匯森上海公益運輸防疫物資,參與社區送菜…

  特別是京東物流,在這次上海疫情中,除了急調智能快遞車,捐贈12萬件生活物資外,還把位于上海的智能倉改成方艙隔離點,更是自發從全國其他城市調度上千名快遞員到上海進行最后一公里配送。

  菜鳥近期剛組建的自營車隊也投身“戰疫”。該車隊動用的都是菜鳥核心的優質物流資源,計劃用于保障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西南地區之間的重點物流干線,目前已經全部被抽調參與上海抗疫,每天向上海投送數百噸各類物資。

  國家郵政局統計數據顯示,截止到4月18日,上海市郵政快遞企業日均參與保供的車輛已經有1200余輛,參與人員約有3000余人,累計運送的生活物資已經達到6000多噸。此外,上海市已累計有超過4000名快遞小哥投身社區志愿服務。

  上海抗疫只是一個縮影。國家郵政局市場監管司副司長邊作棟表示,全國上下的郵政快遞業都在為疫情防控和保供保暢持續貢獻力量。

  03

  “后疫情時代”的兩大思考

  無疑,這輪疫情給全行業敲了一次非常響的警鐘。部分城市快遞遭到停擺、物流供應鏈遭到破壞、貨運司機被隔離在高速公路上“可以說貨運司機吃住等都在車上解決,犧牲小我保抗疫”…面對這些現象,大家一時不知所措,也都深感痛心和遺憾。

  遺憾背后,也不禁引人深思:面對這些突發情況,快遞物流企業應該怎么樣做?

  資深物流人沈淳之對《驛站》分析,快遞物流企業作為抗疫的重要參與者,可以積極獻策,向相關部門,如交通運輸部做出良好反饋,提出建設性意見——成立一個抗疫或者是應急防御物流指揮中心,比如在上海就可以成立一個長三角防疫交通指揮中心或防御物流指揮中心。

  這樣一方面可以保證保供順暢;一方面也可以疏導交通擁堵。其實像這次有很多貨運司機被隔離在高速公路上,如果有了這個部門就可以有效去解決物流運輸這個問題,如貨運車輛排隊、通行等。畢竟高速公路是一條生命線,是一條物資保障線,物流沒有這個渠道是萬萬行不通的,整個物流供應鏈都會進入到一個惡性循環。

  建立這樣一個應急機制和指揮中心,沈淳之認為最關鍵的點就在于“開放與規則”。在面向全行業開放基礎上,讓快遞物流運輸有一套運行機制,政府做協調與預案策略,這就有規矩可依,遇急臨危不亂,讓快遞物流企業發揮作用。

  4月18日,交通運輸部下發文件指出:針對疫情管控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列出清單掛圖作戰、監測分析等,聯動大家保障物流有序運轉。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起到很好的帶頭作用。

  再者,相關部門對快遞物流“保民生,促經濟”社會基礎服務設施屬性的認識也亟需強化。快遞物流企業可以向相關部門提議,在特殊時期,將快遞物流納入到相關保護機制內,提高對快遞物流在突發情況中的配置作用,以此更好發揮快遞物流在其中的配送物流運轉價值。

  沈淳之還稱,這輪抗疫中,大家對快遞還存在一個很大誤區——由于個別快遞企業出現確診病例或聚集性感染,很多人都把快遞作為傳染源,這種理解和認知是錯誤的。這也導致很多人對快遞小哥存在一定誤解,對他們形成一種無形的壓力,讓他們“沖”也不是,不“沖”也不是,大家都怕萬一哪個環節出問題,責任就要被壓在肩頭上,引來罵名。

  “這是一次教訓,相信今后不會再發生類似‘令人遺憾’的事情。“沈淳之最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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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快遞,行業,企業,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