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春節后，我國天津、河南、廣西、江蘇、內蒙、四川等多個地方出現本土聚集性疫情，之后疫情在吉林、上海、北京等多個區域猛然爆發，疫情持續之長、來勢之猛，讓我們都措手不及，特別是每天奔波在路上的快遞物流人，貫穿于全國，行走是必然要求，而疫情防控卻要求靜然等待。
物流保障與疫情防控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狀態下，快遞物流人戰勝疫情是必然，但也被疫情引發了“兩高一低”，即中轉成本高、運費高、收入低。
01、總部說：中轉成本太高了!規模效益受損，運輸效率受限，硬性成本上升
疫情下，快遞企業總部需要承擔更多的成本：
首先，整體規模效益的降低導致成本上漲。疫情下，一方面由于部分小的電商擔負不起運營成本而被迫關閉;另一方面由于消費者購買力的下降導致快遞件量下降，從而導致快遞總部整體規模效益銳減，單票操作和運輸成本會有一定增加。
其次，疫情防控形勢嚴峻，運輸車輛從始發地到目的地，需要申請通行證、48小時核酸檢測、健康碼行程碼查詢、貼封條、帶星停運、變黃碼隔離……需要一系列管理措施，造成運力資源的大量縮水，從而導致總部企業在運輸人員管控、調配等方面耗費更多精力成本。
最后，油價的上漲、高速費用的上漲、疫情期間的堵車、運輸路程的加長等等，都導致總體中轉運費的上漲。
02、網點老板說：運費太高了!疫情太多變，中轉不停的換，運輸不停的轉
一位河南快遞網點老板說：現在因為疫情原因，自己擔負的成本太高了——
運費方面：正常情況下，我們網點運送到中轉站，需要50公里的路程，現在由于疫情原因，我們必須要繞路，還需要上高速，我們運輸到中轉站就需要花費平時三倍的路程，本來50公里的路程，硬生生的變成300公里。而且油價上漲，還增加了高速費，這讓我們總體運輸成本高了很多，同時耗時長，時效差。
中轉站的關停：疫情一天一形勢，中轉站今天正常，明天就可能停掉了，我們本來要運到1號中轉站(我們用1號、2號來代替具體中轉站名稱)，結果突然關閉了，只能再轉運到2號中轉站，中轉站的變換也造成了我們成本的上漲。
另一位快遞網點主要是針對疫區無法派發快遞而擔負隱性成本：一位客戶下單購買了蘋果，物流已送達到快遞網點，但突然派送區域封控，無法派送。為避免長時間無法派送導致蘋果壞掉，最終快遞網點老板與客戶協商，自己購買了蘋果。雖然事件小，但也足夠引起我們的重視與思考，網點在疫情下到底需要承擔多少諸如此類的隱性成本呢?
此外，疫情期間，網點還需要購進防疫物資給業務員，對于高危的快遞人員來說，N95口罩、酒精等好的防控效果的物資是必不可少的。
諸如此類案例可以看出，疫情下，快遞網點運費高、隱性成本高，還需增加防疫成本、停發停派日常損失等等，都增加了網點的成本負擔。
03、快遞小哥說：收入太低了!一樣的干，一樣的累，卻得不到一樣的收入
疫情下，快遞小哥忙碌的身影讓我們享受到了在家消費的便利感，我們應該對他們多一份尊敬與感恩，但總有很多人以為是理所應當的。很多人都覺得，快遞員雖然累，但收入是很不錯的，但這僅僅只是極少數的收入占比。《2020年全國快遞員基層從業現狀及從業滿意度調查報告》顯示，超五成快遞員月收入不超過5000元，月收入超過1萬元的僅占1.3%。超四成快遞員每日派件量在100件以下，八成快遞員每日派件量不超過200件。
現在更是由于疫情原因，提倡無接觸配送，更多的快遞送到了驛站或快遞柜，這樣也意味著每單快遞派送費用在降低。很多快遞派送員沒有底薪和額外的獎勵，現在由于疫情，快遞件量下降，這更是直接影響到了快遞員的收入。快遞員每天通過層層防護、進行各種核酸、碼檢等，將快遞送出，承受著疫情感染的風險，最終得到的收入是下降的。
對于這些物流人的“兩高”、“一低”，我們認為——
第一，在疫情不確定性增加的情況下，快遞企業要保持價格的相對穩定性，維持快遞行業的健康發展。
第二，目前國家已出臺1000億元再貸款支持交通運輸、物流倉儲業;總部企業出臺相關幫扶、減免政策幫助網點渡難關;各疫區也在積極出臺相關減免、優惠政策。雙壹認為，總部企業可幫助網點來享受到疫區的優惠、減免政策，同時適當調整考核標準，與網點共克艱難。
第三，各部門、各層級對快遞員的保障要盡快落實。今年以來，多地陸續出臺《快遞員群體合法權益保障工作實施意見》，明確快遞員群體薪資待遇更趨合理、社保權益得以維護、從業環境更加優化等一系列舉措。但對于快遞員權益的保障，也需要各層級、各部門積極行動起來，及早落實。
第四，對于消費者，在快遞服務中可能出現延誤、不接觸式派送、部分區域停止收派等異常狀況，要給予快遞員更多的包容、理解與支持。
疫情下，只要國家、總部與網點三方攜手互助，必然可以戰勝疫情，改變“兩高”與“一低”，迎來快遞行業的健康、高質發展。
本文來源于羅戈網，不代表九州物流網(http://www.zgslfm.com)觀點，如有侵權可聯系刪除，文章所用圖片來源于網絡，文章圖片如有侵權可聯系刪除。